202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透视

　　回顾2025年度中国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的发表文章，个体层面，老龄传播、乡村传播、数字情感领域涌现了丰富研究成果，共同展现出对人之境遇与能动性的深切关注，兼具现实意义与人文关怀。社会层面，深度媒介化时代重塑了认知框架与信息生态，平台和算法机制的影响日益深远，研究呼吁更新舆论引导范式，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国家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平台时代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嵌入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成为串联起上述研究话题的隐藏线索，在拓宽各领域研究视野之余，也推动了新闻与传播学界对人类主体性及存在意义的强调与反思。

　　●微观层面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将焦点落至具体的人，探讨媒介使用与个体身份认同、社会关系网络的相互塑造。个体能动性与在地文化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凸显。

　　●在智能生态变革背景下，学界日益关注用户技术使用、社会心理与算法介入的三重勾连，及其经由舆论生态、现实认知而引发的社会变迁。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亦成为当下新闻传播领域在中观层面的焦点研究话题。

　　●随着研究层次上升到以国家为主体，相关文献对内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赓续中华文脉，对外关注在平台时代借助新渠道、新载体提升文化出海效能、增强国际声量的多元路径。

　　●在研究领域与具体议题方面，研究的现实问题意识普遍较强，与政策部署与社会征候关联紧密，中观与微观层次开展实证研究。对于国际传播、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等研究领域，学界对于范式转型和精准化策略建议的关注相对更为均衡，选择对宏观认知和概念进行思辨的研究更多。

　　本文通过对2025年国内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文献的梳理，依据成果数量、刊发频率及学术影响力等指标，遴选出八大研究热点，旨在以综述形式呈现新闻传播学最新研究进展，并尝试概括各领域内部的新趋势。

　　需要强调的是，在智能时代的宏大背景下，人工智能不仅是强大的内容生产工具，也正试图模仿情感这一曾笃定为人类专属的特质，促使人类审视自己何以存在又该怎样展示于世界。人工智能的技术进展将作为一条贯穿各研究领域的技术线索，由此展示其如何渗透并重塑不同层面的传播实践与理论思考。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学界日益关注老年群体如何理解其所在的生命阶段和社会角色，并以何种方式融入数字时代。研究延续了对老年人的数字媒介使用的关注，并更清晰地认识到其群体的内部异质性。老年粉丝群体吸引了较多关注。他们的情感表达既受到平台技术激发，也通过评论区、粉丝群的互动而得到维系、放大，同时又不得不在长辈、粉丝、伴侣等多重身份的压力与规训下艰难周旋。

　　如何实现数字适老化亦是研究热点。首先是明确“做什么”。研究强调必须以老年群体的真实需求和主体价值为核心。为避免使其陷入再度边缘化的窘境，需要探索契合其生活模式和真实需求的策略。其次是思考“如何做”。一方面，在支持渠道上，数字技术仍被定位为获取社会支持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在支持来源上，有研究认为，激发老年人的自我关怀，提升其对自我价值、自我身份和自我行动的认同，并以针对性的他者关怀为辅助，或能填补媒介素养的不足。来自家庭的代际支持对于推进老年人数字融入具有难以替代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对“数字反哺”的测量在城乡环境和不同代际交互模式、家庭话语权格局下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暗示了其背后的复杂性机制。

　　乡村的深度媒介化，使得城乡传统二元结构在信息、人员、资源的流动之下变得愈发模糊。从微观视角分析乡村多元主体的数字实践与互动，有助于研究者摆脱外部偏见，基于在地视角理解当下乡村独特的交往模式。

　　尽管乡村尚保持着一定的差序格局特征，但互联网为基层干部、“新乡贤”、返乡青年等通过协商共建推动乡村发展提供了机会，部分研究故而选择从多元主体切入，理解当下乡村治理结构的变化，思考何以兼顾保护乡村独特性和创新治理结构。例如具有一定经济能力或数字技术使用能力的“新乡贤”不仅可以从身份、组织、文化与经济维度嵌入乡村治理网络，同时也能以此实现数字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转化。此外，个体互动也明显因媒介技术的激发而更为活跃。例如网络直播的嵌入改变了乡村传统产业内部的权力规则与关系网络，多元行动主体在人情、利益等规则中寻求平衡，达成了一种媒介化团结。

　　直播和短视频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阻碍，乡村用户基于社交媒体开展的内容创作在建立身份认同和塑造地方形象层面发挥着双重作用，主体性表达和来自他者的客体化审视也共同存在。乡村博主在某种意义上即为这种矛盾的缩影，他们生活在重亲缘、族群关系，且权力结构、文化观念偏传统的环境中，但又要在虚拟平台与外部信息和持有多元观念的用户高频率互动，持续受到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冲击。此类张力也随着社会身份标签的增加而愈加复杂，例如“农村妈妈博主”既在不平等的现实家庭劳动分工下肩负着育儿和运营账号补贴家用的双重责任，又处于观众对于乡村和母职的双重审视之下，生活水平和育儿知识方面的客观局限因短视频的语境剥离引发了更多批判，使其不得不努力扮演“粉丝认可的妈妈”。

　　延续传播学的情感转向，数字亲密关系这一媒介化社会中人际乃至人机的互动新形态逐渐吸引了学界关注。研究从平台机制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如何介入并重塑个体的日常情感交往。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创造符号将使用行为与情感关系绑定，出现新的“短平快”亲密关系形态。更进一步，平台的功能设置为其搭建的联接赋予了先验价值，反而稀释了情感交流本身的意义，改变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认知、建立方式与评价标准。例如在恋爱App中，用户接受了技术规则对于“何为爱情”的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体规则以获取掌控感，且对平台功能提出更多需求。

　　在长期影响上，多数研究持审慎态度，例如担忧便捷、易得的虚拟互动是以质量为代价换取效率，人们沉溺于此反而会导致失去感知和获取情感羁绊的能力。但是，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人机之恋的积极面向，对这一亲密关系的深层意义进行了更丰富的探索。例如AI约会应用构建的虚拟交往情境，剔除了现实中的“有毒男性气质”，为女性用户提供逃避社会凝视、突破性别规范、强化主体意识的场域。更有研究指出，技术只是揭示了导致情感异化的现代性内部矛盾，因此思考何种爱与联结值得人类向往与追寻才是讨论的终极目的。

　　随着新技术带来的震撼逐渐平复，相关研究亦进入持续的算法祛魅过程。例如有研究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强化学习效果存在发展上限，并不能实现无止境的颠覆与革命。就具体功能而言，智能算法生硬的底层分类逻辑和暗含的权力分配规则也可能会对互联网空间的公共性和共识造成损害。

　　学界就人与算法的互构这一议题展开了持续讨论。有观点认为，人机互动无法带来真正的思想碰撞，还会因对话主动权分配失衡、缺少批判性对话而让用户走进自我中心的茧房。但用户也并非完全被动，例如研究对于用户的算法抵抗行为有了更细腻的理解：个体用户采取卸载、改变搜索习惯等行为，并不足以达成理想中的反向驯化效果，只有上升至体现出群体性特征的用户抵抗行为，才可被算法工程师捕捉，而这又需要算法权力感知的持续刺激和可用的传播沟通渠道。用户也早已意识到算法机制的强大，其更多是在“以一种柔和的潜隐抵抗来牵制算法”。

　　算法机制如何影响人类原有的语言和知识体系是另一研究焦点。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对知识的转译与整合，推动了知识的普惠化、碎片化。另一方面，新的知识生产机制也意味着新的障碍。例如“AI搜索”虽减轻了用户在信息搜集、分析方面的负担，但其人智协同特性对提问能力和内容价值评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智能媒介大大提高了知识产量，却也在加速社会竞争和知识库更新，从而使用户遭受知识焦虑和求知目的异化。研究者也就人工智能的强势介入可能带来的人类文化主体性挑战和存在危机表示了担忧。

　　随着人工智能对现实的模拟能力持续增强，学界对于人机之间何为“真实”又是否存在“信任”进行了审慎探索。而算法对“真实”的影响，在新闻业体现得最为尖锐且令人担忧。就实际应用来看，当前新闻工作者依旧对人工智能普遍采取有限度工具性使用的谨慎态度。就认识论来看，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这一核心原则本身并不会因技术变革而动摇。但从某种意义上，智能技术正通过以数据结果解读现实、以虚拟场景绑架感官、以同质化信息加大质疑难度等方式改变我们对“真实”的判断。因而也有研究提出应以人机信任为前提系统性再造新闻信任。

　　在社交媒体、算法等的介入下，舆论生态的结构、形式等都发生了变化，当前研究对舆论规律的剖析趋于精细化。不同平台的舆情生成机制呈现差异化特质，如小红书平台具有微观生活化舆情来源、去中心化传播主体、实用主义舆情动机和非线性传播路径等特点。“短视频舆论场域”则对外与其他舆论场域存在明显相互作用，对内呈现出标签化、草根化和娱乐化等话语表达特征，其权力分配偏向“均质化”。

　　人工智能如何通过嵌入信息传播路径影响舆论成为关注焦点。在机制层面，有研究将人工智能视为节点，从智能传播的动力学角度出发研究舆情信息如何在节点和连边构成的网络结构中扩散。在功能层面，应用价值和潜在风险均受到关注。一方面，大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意，但其精准程度受到数据质量甚至提示语语种等因素影响。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也可能通过规模化输出污染意见环境、造成信息“脱域”强迫全球用户入局、被用户“捕获”导致议程设置不受控等方式刺激虚假信息的高强度扩散。

　　学界对近几年的政治传播热门话题进行了验证和推进。首先，研究者持续关注着社交媒体如何影响用户情感联结、群体情感扩散和意见气候形成。其次，此前研究更偏向“做了什么”，如分析社交机器人的发布内容和频率，当前研究则更加专注于讨论“怎样做到”，也即在算法技术进步的加持下，社交机器人被设定的行动机制。最后，在舆论引导范式转变上，与已有研究对立体治理、情感共鸣、平等对话的强调一致，有学者指出不能只关注舆论热度这一数量指标，而应将“情绪、关系和行动等深层次动因”纳入关注范围。

　　此外，政策规划和社会现实共同对主流媒体发挥舆论引导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研究在厘清“舆论引导力”内涵的基础上，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评论为对象构建了舆论引导力和公众认同程度的测量指标体系。“新闻舆论”被视为新时代新闻事业的定位标识概念，其战略意义和机制探索也得到了学界进一步重视。

　　部分研究从“系统性”内涵切入进行阐释，以此展开对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意义、当前困境及可行路径的讨论。有研究指出，“系统性”意味着实践维度上保持主流媒体内部、主流媒体之间、主流媒体与其他社会机构之间的高效协同运转，在学理层面加深对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互构的认识，基于“人本化”理念调整对人工智能的应用思路。亦有研究尝试以更高站位描绘主流媒体系统变革的价值目标。例如通过确立传播结构中的“新主流”地位提升现实影响力，以及将目标从单纯的追求流量转向价值对齐，通过提升“认知动员”能力强化自身的影响力和用户认同。

　　智能技术为媒体的内容生产传播提供了重要优化工具。主流媒体不仅可以基于对用户分析和舆情演进的分析提升传播效能，还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对跨部门协作、内容审核等内部运行流程进行优化。但与此同时，技术的快速迭代提升了内外传播环境的变化幅度，可能导致主流媒体在技术储备、理论供给等方面的跟进力不从心。对此，现有研究指出未来可更进一步，以大模型为核心，通过“适应性创新”“技术堆栈”“生态系统”拓展三条路径建立智能全媒体系统。

　　在平台基础设施化的现实背景下，主流媒体如何处理与互联网商业平台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自有平台以提升竞争力，成为与其生存息息相关的另一重要维度。在合作之外，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运营策略也可以为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提供灵感。例如通过强化社交机制、融合多元内容与算法推荐、吸收公众意见进行议程设置以改善主流媒体与受众的交互方式。

　　如何理解当前的数字新闻业创新亦成为学界关注热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提供灵感。一方面，在内部管理机制方面，已有研究大多认同需要打破原有的科层制设计，建立更加扁平化且契合互联网传播环境的新模式以适配数字新闻生态。以及设置更为灵活多样的考核标准，并适度吸纳流量等互联网影响力指标。另一方面，媒体内容生产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机制变化受到持续关注。媒体与流量的关系已成为近几年的持续热议话题，算法的介入则进一步引发了学界的警觉。在寻找流量规律、进行资源竞争、尝试创造规则的过程中，新闻业进行着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新闻认识论也发生了更新。

　　话语间性、主体间性与情境间性所形成的耦合循环机制提供了文明对话的可能、关系建立的渠道，并推动传播行为嵌入到多重语境、多元主体交织的立体空间中。这既要求研究者针对各细分互动对象制定适配的传播策略，也意味着应探索基于新兴话题在用户间建立共识的可能。同时，策略的精细化也呼唤研究者加强对具体机制和技术应用的研究，从而为国际传播发展提供实践指引。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学界愈发强调需要对“准确对接多元主体和多元场景的信息需求”的国际精准传播理念开展研究，既要从区域国别学研究中汲取理论资源、借鉴分析工具、寻找联合研究机遇，也要与政府、跨国组织、各级媒体、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国际传播活动的立体化格局保持同步。而就具体操作路径而言，我国地方国际传播主体持续受到关注。其“地方感”特色恰恰契合了海外受众的审美需求，正处于传播效果的增长期，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区域合作对多元主体间的资本流动进行协调。当前全球传媒环境呈多极态势，也意味着传播策略需加强对身份与立场因素的关注。研究也延续了此前对“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潜力的重视。此外，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和平台时代的到来，民间交往的形式更为丰富，影响海外用户对华态度、认知以及线上线下表达的各类因素亟待发掘。

　　学界延续了以往对于情感因素和共情传播的高度重视，且围绕共情何以产生及其与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的关联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已有研究强调了在议题选择阶段评估共识建立可能的重要性。例如乡村振兴主题就因其契合全球发展愿景、兼顾实践借鉴价值、叙事情感属性突出以及可实现跨地域共创等特质，成为开展对外传播的优质切入点。此外，我国网文、网剧、游戏、动画等文化产品借助跨国平台进行快速扩散与传播，成为当前文化出海的重要抓手。但载体的丰富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实现价值认同，研究者格外需要穿透繁荣现象，思考如何可持续地利用这一机会。例如微短剧通过高频率提供情绪价值和对情节设置进行文化转码得以在海外走红，但其内容也存在过度强调情感刺激和“奇观化”表达等问题，故而应以打造“连接性共鸣”为出海核心策略，实现对产业韧性与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双重强化。

　　既有研究就智能技术对于国际传播研究的意义做出了更精准的判断。部分学者则下沉到技术与具体机制层面，为评估、衡量国际传播效果扩充了指标依据。例如有研究总结了五大主要海外社交媒体上的话题热度扩散模式，在时间维度上对平台差异化传播机制进行了补充探索。

　　鉴古知今，当前学界的注意力一方面落在对中国古代的媒介符号、仪式的解读，另一方面则聚焦于新兴科技的应用如何丰富传统文化“两创”的渠道和呈现效果。

　　首先，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国传播活动、机制的历史演变及其与文化、社会因素的交织互动，有必要将目光投至过去，逐渐拼凑出古代中国传播环境的完整图景。具体场景、渠道或媒介物成为典型研究对象，例如“桥”因其建筑功能而逐渐被赋予了“创造连接”“制造区隔”等媒介学象征意义。此外，部分研究选择对更为抽象的传播观念进行阐释。例如有研究对华夏礼仪体现的交往关系特质进行分析，以传播学视角展示“礼文化”何以推动权力关系与秩序的内化。

　　其次，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研究者转而尝试挖掘具有连续性且生发自本土语境的资源，也即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中寻找解答灵感。对于文明交流互鉴这一命题，有研究以水为喻，从空间维度总结中华文明的对外交往态度，指出当下要注重“疏堵并用”。值得注意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能够对其他领域产生重要外溢影响。例如数字经济和社交媒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创生了“非遗经济”这一新形式，实现对乡村女性非遗传承人在经济、自我身份等方面的赋权。

　　最后，媒介变革对于文化传承的意义同样值得关注。“意象”即为主观情意借客观事物抒发的融合产物，是我国古代所追求的“意境”的形成基础，借助数字技术生成的“虚拟美学”是否也具备这一美学意义引发了学界讨论，且对此态度更偏向乐观。例如有研究从技术赋能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潜力实现具有中国美学“意象”特色的审美效果。此外，亦有较多研究选择关注新技术在呈现具体文化符号或文化产品中发挥的作用。有研究以敦煌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指出“分布式、数据化、互动化、参与式”的数字策展空间不仅改变了展现形式，更通过展示深层观念、重组策展逻辑和丰富互动方式实现了对空间叙事的重构

　　本文为原论文节选版，内容有删改和编辑，原标题《智能浪潮下的传播图景与时代命题：2025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热点透视》，原载于《新闻与写作》2026年第1期，注释从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